* 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6）
05-24 00:49
上贴人: 丁子江
问卷调查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阿尔伯特·果顿（Albert I.Gordon），对美国的大中学生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愿意与其他人种通婚的百分比：
很难愿意的 80％
愿意的 3％
较难愿意的 11％
十分愿意的 3％
勉强愿意的 3％
不表态的 0％
与日本人社会交往的态度百分比：
愿意与之交亲密朋友的 72％
愿意与之一起工作的 90％
愿意与之为邻居的 74％
愿意与之结婚的 24％
愿意与之或愿意子女与之约会的 46％
意图将之驱离出自己街区的 11％
意图将之驱离出自己社团的 5％
与菲律宾人社会交往的态度百分比：
愿意与之交亲密朋友的 69％
愿意与之一起工作的 89％
愿意与之为邻居的 73％
愿意与之结婚的 24％
愿意与之或愿意子女与之约会的 42％
意图将之驱离出自己街区的 11％
意图将之驱离出自己社团的 12％
可惜，这里没有对华人社会交往的百分比。其中一个原因是战后日本和菲律宾都成为美军的占领区，并有庞大的军事基地。美国与亚洲人的通婚，当时主要是同这两个国家。甚至到今天，那些找不到老婆的困难美国男士，还保留从菲律宾“邮购新娘”的习惯。从问卷统计上可以看出，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的态度只有很小的差别，其中菲律宾人在一些正面参数上略低一些，在一些负面参数上略高一些，而在通婚这一栏上则一致。可以估计到，如果对华人有类似问卷，恐怕不会相差太多，至少在通婚一栏不会有什么差别。20世纪60年代初是美国民权运动开始兴起的时期。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至少是学校里的青年人，已比他们或她们的前辈开明得多、宽容得多。尽管如此，在黄白通婚的态度上还是比较保守的，这也是白人某种传统歧视观的作用。这里要强调的是，在美国不同的州，对异族通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至今仍是如此，尤其在得克萨斯、密西西比等南方地区就会保守得多。例如在上面对异族通婚的问卷统计中，南方青年学生持“很难愿意” 态度的比率为88％，比平均数高了8％。
与白人的态度相比较，美国黑人对与其他人种通婚的态度明显宽容得多，可见统计。
黑人愿意与其他人种通婚的百分比：
很难愿意的 29％
愿意的 19％
较难愿意的 21％
十分愿意的 14％
勉强愿意的 16％
不表态的 1％
“吉普女郎”的历史伤痛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因此产生出不可一世的派头。
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军队对中国人民进行过巨大的援助；但在内战中，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幸。
当时，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士兵强暴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和孤立事件，但它的的确确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而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反美浪潮。
据老一辈的人们回忆，那时人们对中国女人充当美军的“吉普女郎”，极为深恶痛绝。
美军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一切有军事基地的地方都造就过这种“吉普女郎”。
美国大兵抱着东方“吉普女郎”成为战后的一个扎眼的文化商标。
对那些“吉普女郎”来说，也许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无疑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弱国无主权，弱国无外交，弱国当然不会有人的尊严，更不会有女人的尊严。
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里，女人还要什么人格和脸面！
日本对美军的“性肉弹”
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女人被强暴、轮暴，甚至奸杀，又有多少被侵略国家的妇女被强迫为“慰安妇”。
日本很会使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效用。
历史很会嘲弄人。
在战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连日本政府都专门组织妓女慰劳美国大兵。日本女人们争先恐后，都以能巴上美国兵为荣，即便巴不上白大兵，至少也得凑合巴上一个黑大兵。
1945年8月18日，即在日本投降的第三天，其政府再次借助“性”的战略战术功能，决定三点措施，重点是如何用慰安妇来迎接和犒劳美国进驻军。十天以后，在平时百姓禁入的皇宫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简称PAA）成立大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卖淫托拉斯，号召日本女性加入，竟然声称这是“为国家做贡献”。PAA前后征集2～3万名慰安妇。在世界历史上，由政府出面，大规模用自己国家的女人的“肉体”来满足占领军的“欲”，日本堪称空前绝后。
日本的“性肉弹”果然起了战略功用，可怕的性病在美国占领军中蔓延，随后又由他们带回自己的祖国。
一位美国随军牧师拍摄下在PAA前排队，大叫“快！快！快！”的丑态，结果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强大的压力下，PAA被迫关闭。
日本政府的这项措施是为了构筑起性的“防洪大堤”，即用“专业妓女”来保护“良家妇女”。其实，丝毫未能阻止美国大兵的“性占领”。电影《肉体之门》就揭示了美军是怎样蹂躏日本良家妇女的。日本真是以害人始，以害己终。
这也好，为日后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提供了素材，产生了像《蝴蝶夫人》那样的作品。连中国人都沾上光，能观赏到《人证》那样的日本电影。
《人证》与黑色吉普女郎情结
《人证》的情节十分动人心弦。
日本真是一个内强又内弱、硬直又伤感的民族。
听日本歌，会有一种樱花落瓣随河流而飘逝的情绪。
不说别的，《人证》中那首“草帽歌”，就让你的心一震一震的。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的那顶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它飘向浓雾的山丘。
哎呀妈妈，
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它就像你的心，
我再也找不到。
忽然间狂风呼啸，
夺去我的草帽。
哎呀，高高卷走了草帽，
啊，飘向天外云霄。
妈妈，只有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失去了，找不到。
失去了，找不到。
这首日本人的歌是用黑人声调唱的，而在逆境中永远乐观亢奋的黑人，却似乎通常没有这般失落茫然的感伤。
……一个前美国黑人士兵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在奄奄待毙前，告诉儿子一个秘密，他是自己与一个日本女人的结晶品。
儿子满怀希望到日本去寻找生母，谁知横尸东京街头。
日本警方经过广泛而周密的跨国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死者的亲生母亲——一名耀眼的服装设计明星。
原来，当年这个女人为生计所迫，与一名美军黑人大兵生下一子。后来，这名黑人大兵撤回国时，由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军当局只准孩子随行，结果母子天各一方。
这位女子在悲痛中，隐瞒以往，发奋图强，苦学上进，终于在日本的经济起飞中，出人头地，并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
就在旧伤已痊愈之际，突然黑儿子又闯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为丢脸的过去而崩溃，她企图用金钱打发这个不速之客，但这个儿子不为所动，一心认母。于是，妇人立起杀机，装作亲热，却将利刃捅进儿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又手软了。被眼前残酷的现实震惊了的儿子，顿时完全心死，干脆用力向刀冲去，主动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最后，事情败露了，忠于职守而又富于人情味的警察，网开一面，让这位母亲跳崖自尽，以免受审而判死刑。
一切都合情合理。本来，日本就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更何况日本人历来就最会欣赏自尽之死的“形式美”和“形而上之本体美”。
当然，这部影片中的父亲如果是一个白人大兵，也许结局不会这样，当然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悲剧效果。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又从废墟上崛起，当它再次成为经济巨人后，财大气粗，腰杆硬了，便“忘恩负义”，开始与美国分庭抗礼。
美国是自作自受，战后，它为了冷战的需要，不惜牺牲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将中国的领土划给日本，并大力扶植日本。
社会的压力和本身经济地位的提高，日本女人也再不会像昔日那样献媚于美军而不知羞耻了。日本民间逐渐掀起了反美情绪。
1996年，在冲绳，一个日本少女遭两名美军强暴，整个日本社会愤怒了，连美军基地的存留都成了问题。
倘若日本女人与美国白人大兵结了婚又会怎么样呢？
据统计，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个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由于这些美国男人绝大多数是战后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娶的又是被占领国的女人，因此人们就把嫁给美国大兵的那些日本女人叫做“战后新娘”。
文化等各种差异，使这种婚姻很不协调，很不稳定。
不用说美国男人与日本女人，就是美国男人与法国女人之间的婚姻也不牢靠。据统计，二战期间，在1万名与法国女人结婚的美国士兵中，就有8000名以离婚告终。
美国学者约翰·康诺（John W. Connor）在《对日本战后新娘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中作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在诸多的原因中，种族歧视是造成战后新娘婚姻悲剧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许多美国社会学家的研究证明了一点。例如，珀尔·巴克（Pearl S Buck）的书中，描述了一个日本姑娘随美国大兵丈夫到了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因忍受不了当地强烈的排斥情绪而返回了日本。
《风从东方来》的非吉普女郎化
战后的中国，很快就结束了所谓半殖民地的命运。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国进入了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当然不存在什么黄白交合的问题。至多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之间男女零星有点通婚，但决不成气候。
不过，历史总有一段人们故意忘掉的角落。
当年苏联老大哥出兵东北，从而逼得精锐的日本关东军提前投降。
苏联军队们做了许多好事，也干了不少坏事，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即是糟蹋中国妇女。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人为地显示摇摇欲坠的友谊，中苏合拍了中国第一部宽银幕故事片，叫《风从东方来》，这是毛泽东着名论断“东风压倒西风”的文学形象化。所谓“东风”是指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西风”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
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是一对中苏恋人，男的是中国小伙子，女的则是苏联大姑娘。这种戏剧性安排，很能满足中国人的自尊心。
不管怎么说，客观上，《风从东方来》的确起了一些“非吉普女郎化”的作用。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
“文革”中，一切涉外婚姻自然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旧有的分化破裂，销声匿迹，而新的也就不再可能发生。
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涉外婚姻大大兴盛起来。
据统计，不算涉及港台的婚姻，涉外婚姻在一些大城市全部婚姻的比例中，竟可占到5％
～10％，甚至还有上升的强劲势头。从这些统计中还可以发现，这种涉外婚姻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更有甚之，涉外非婚性行为和涉外卖淫在比例中也相当可观，当然更是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
人们对这种现象看法不一。对不少人，或多或少会触及到历史的伤痛。
有人摇头长叹：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分娩了，发育了，成长了，壮大了。
旧生代的“吉普女郎”好景不长，一度绝种。
中生代的“吉普女郎”无缘出世，历史空白。
新生代的“吉普女郎”呱呱落地，应运而生，而且身价倍增。
回头看看旧一代的“她们”，再侧目比一比新一代的“她们”，
二者在数量上和主动态势上怎能相提并论！
对这个问题，既有深沉的反思，也有陈腐的偏见；既有善心人的爱护，又有卫道士的指责。
事实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
用一种价值去评判一个事实，就是将自己的主观加到客观的东西上。
不管如何，只要合乎法律，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对这种选择的自我负责力。
中国女性当然有权利抉择自己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
男女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性道德总是双重的。
本来，如果将阴阳之说——中国的哲理精华之一贯彻到底，就不会有对男女两性的不同伦理规范。
“一阴一阳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阴则无阳，无阳则
无阴，阴阳二者互为因果，不可缺一。倘若如此，有谁能说男女双方有一方为中心者呢？
哲理归哲理，史实归史实。
中华文明的发展将男权本位化推向登峰造极。男性从一家之长、一族之尊、一行之首，一直当到一国之君，甚至“一天之神”。所谓男权本位就是将父权、夫权、族权、王权和神权垄断成五位一体。
从生殖主义到非生殖主义，男性都是两性关系的主宰者。
生殖主义使男性的全部职能在于保持自身血统的纯洁性和兴旺性，在保质保量的传宗接代中，最终保证财产和政治权力的不断再继承。
自私的男人们永远会玩弄两手，一手用来防范其他男人破坏自己的血统，另一手则用来不失时机地破坏其他男人的血统。一有男女奸情，则几乎是女方承担全部罪责，一如《湘女潇潇》中那个“奸妇”的“绑石沉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三姨太的“柴屋勒毙”。
非生殖主义又使男人们沉溺于“性游戏”的玩耍中。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永远是女性“性服务”的享受者。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的娼妓制度建立得丰富多彩，尽善尽美。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中有那么多的篇章讴歌青楼名妓。
中国旧时的男人可以三妻六妾，而女人却不可以来个三夫六什么的。
中国旧时的民女像潘金莲一类，红杏稍出了墙，就被斥为万恶之荡妇。
中国旧时的才女像鱼玄机一类，一点风流倜傥，就被冠以千古之淫娃。
甚至中国有作为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几个面首就被男人骂得狗血喷头，而男皇帝们即便天下美女都为他们玩遍也天经地义。
这就是中国旧时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性开放或性自由的标志，不在男人而在女人，因为男人自古以来早已“开放”和“自由”了，而女人从来没有过同等的待遇。这种长期的不公正，必然会带来强烈的反弹。
六大“性文化圈”
在中国传统上，可以说存在六大“性文化圈”：即皇族“性文化圈”、仕者“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江湖“性文化圈”以及平民“性文化圈”。
这六大“性文化圈”在男权本位化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造成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皇帝天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整个皇朝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皇帝们自命真龙天子，代表上苍统治江山黎民，自然这世上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明白一点的所谓好皇帝多少给老百姓一点喘息，注意一点生产，而大多数的皇帝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为了穷奢极欲，享尽人间之豪华，他们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骨头上的最后一点残油也刮干，血管里的最后一滴剩血也吸尽。
“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这是中国所有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皇帝们为了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依旧如故，最重要的是使龙子、龙孙、龙曾孙、龙玄孙……无穷无尽的龙种龙脉得以相传，而专门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即便一位洁身自好、勤于朝政的明君，也必须保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和三千宫娥。倘若一个荒淫无度、祸国殃民的昏君，那就不会拘泥于此数，而会翻几番，甚至翻十番。据史载，连有作为的汉武帝，后宫内也藏有宫娥数万。君王们从不把妃子宫娥当人看，大多数入宫之女，虽不愁衣食，却一辈子到老，未经男女之事。《后汉书》上揭露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楚王喜欢腰围很细的女人，故逼得许多王宫中的妃子宫娥们因减肥而饿死。
每年一到选妃子、挑宫娥的时候，便闹得民间鸡犬不宁、怨声载道。
有一出戏叫《拉郎配》，说的是，朝廷命官府征集宫娥，条件是18岁以下的未婚女子，结果有此类闺女人家，赶紧找婆家完婚，也顾不上什么门当户对。闹到后来，干脆在大街上见到一个人模狗样的男子就拉。在老百姓看来，就是让闺女胡乱配一个瞎子拐子，也比在深宫里最后成为“白头老宫女”为上策。
“聪明”的中国皇帝们为了保障血统的纯洁性，不让后妃宫娥们被外人插一腿子，同时又不耽误享受奴仆的服侍，又订立了残无人性的太监制，把民间征来的小男子们雅称“去势”，俗称“骟割”，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这也好，为中国增添了特有的“太监文化”，也为历史大闹剧的舞台上，增添了几个像高力士、魏忠贤、安德海、李莲英之类的丑角。
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奸邪的宰相吕不韦将被自己搞怀孕的赵姬，献给秦王，后来生下秦始皇嬴政。赵姬成了赵太后，成了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大皇帝的母后。然而根据血统说，秦朝的天下实际上落到了老吕家的手里，而这却是所有皇帝之最根本大忌。
同样不知是正史还是野史，据说，文武双全的乾隆皇帝堪称天下第一风流。结果，老百姓们对他直接或间接掌政60年的业绩说不出所以然，却对他的游龙戏野鸟的劲头和本事如数家珍，谴之者无多，赏之者有余。整个大神州都是他的，在宫内对后妃宫娥们腻了，到外面当个狂蜂浪蝶，到处沾沾路花、惹惹山草，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郑少秋的《戏说乾隆》怎会那么使华语世界神魂颠倒。乾隆所有的风流韵事不一定都是真的，但至少老百姓对这个皇帝性观念和性行为的认可甚至是欣赏却不是假的。
皇帝们自身可以为所欲为，实行“纵欲主义”，而对老百姓却制定了数不尽的清规戒律、礼教伦纲，逼他们遵奉“禁欲主义”。
二、仕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士大夫为首的为皇朝统治服务的整个官宦集团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中国封建的科举制度的确比欧洲中世纪的世袭制度要先进得多。它以开科取仕的办法极大地扩大了统治的阶级基础。它不讲门第贫富，使普通人有机会参与政治。但绝大多数的中选之士，最终不过是在功名利益的引诱下，充当统治者的鹰犬帮凶。中国文人满脑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的士大夫都称自己为儒者，然而儒者可分“君子儒”或“小人儒”。每朝每代“君子儒”寥寥无几，而“小人儒”却如过江之鲫。士大夫们常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实际上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被屈、被淫、被移。中国人都知道“官本位”的效应，权与钱可以转化，有权就有钱。就连好官，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不用说那些一味搜刮民脂民膏、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贪官污吏了。
中国历史上确乎有一些清廉的文臣和忠勇的武将，然而可惜的是，历代大多数文臣都爱钱，武将都怕死，闹得政治腐败，以致民众造反，外族入侵，藩镇叛逆，中国大半历史都不太平。
对文人来说，人生有两大幸事，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前者保障传宗香火，后者提供功名仕途，从而使财产和权力世代延续不断。
既然“书中自有颜如玉”，功成名就之后就应享受。官宦人家当然应有三妻六妾，甚至妻妾成群，还有众多的丫鬟随意伺候。有的家中还养有大批歌舞妓供自己享乐或招待宾客之用。别的且不说，就连人们虚构的青天大老爷“刘罗锅”，不也娶了个丫鬟为小么？
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乃妓院，“薄幸”为薄情之意；可以说，此诗为杜牧在奢华梦醒后而感悔艳游之作。据《杜牧别传》载，杜牧在扬州每天晚上宿妓，“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是对所遇妓女的美艳十分留恋，便写了传世名作：“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杜牧不过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一个缩影。士大夫常以放荡不羁为时尚。在生殖主义保障财产和权力的再继承之后，非生殖主义的性观念又使他们追求浪漫主义的性行为或腐朽糜烂的性刺激。
士大夫们大多是一帮具有双重性格和两面嘴脸的矛盾人物。
一方面，他们可能因受过教育，具备知识，自我意识较强，对精神生活有一定的追求，易产生离经叛道的观念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为统治者效劳的官僚机器的一个零件，必须道貌岸然地以封建伦常的枷锁来束缚和“教化”百姓，否则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三、乡绅“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乡绅为主体的某一地方势力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所谓乡绅阶层，在封建社会是真正维持某个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伦理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当地精神文化和各种物质利益的总代表。乡绅具有双向功能，一方面代表地方利益与各层官府和朝廷应付周旋，另一方面又协助甚至勾结统治当局掌控下层平民百姓，他们或是宗族首领、退隐官员、举人秀才，或是地主员外、富商大贾，以自己特有的家世、名望、人脉和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或影响资源、土地、生产、市场、钱庄、当铺、运输等经济命脉及其发展。
与士大夫阶层不一样，乡绅是旧式私营经济的真正主人，也是这种经济利益的直接获得者。他们知道“钱本位”的效应，最清楚金钱财富的力量，即“越是钱多、越是气粗”为简单而现实的真理。为了钱，他们会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榨取雇工和佃农，也会用最恶劣狡猾的手段来欺骗顾客和买主，甚至还会以其他各种非经济的法子来牟取暴利。他们也明白钱与权可以转化，有钱也可以有权，如用钱行贿衙门就可换取更大的利益，甚至，可以“捐官”，即花钱买个县太爷的官位来做做，再将权转为钱。
乡绅是中国社会最典型的两面的阶层之一，是道貌岸然与男盗女娼的“完美”结合者。
他们可以动用宗族的权威，以孔孟之道的说教，俨然为地方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判决者和整治者。对他们来说，似乎“万恶淫为首”，有伤风化的两性乱序乃社区第一祸害。为此，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动用私刑，甚至将犯戒者处死。
他们又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名正言顺地纳妾娶小，从元配发妻之外的二姨太，可一直排到第几十名姨太太。而所谓正妻的一个最大美德，不仅不能嫉妒，相反还要劝说丈夫以多纳妾为荣。
他们还可以依仗权势，霸占民女，奸淫乡民之妻。
他们更可以经营“青楼名馆”和“烟花之巷”，逼良为娼，而自己也是主要的常客。中国几千年，除官办外的民间娼妓制度主要为乡绅阶层的杰作。
四、军阀“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代表武装割据势力人物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军阀现象是中国有特点的政治文化之一。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各朝各代大都以军阀混战开始，又以军阀混战结束。即便是表面江山一统之际，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变相或潜在的军阀。军阀的成分或是分封的皇亲国戚、功臣贵族，或是起义的农民、叛乱的地方乡绅宗族势力、拥兵自重的军头兵酋等等。
军阀势力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各种统治势力。它以非常的武力手段建立所控地区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秩序，更可以用非经济的方式获得一切它所欲求的利益。
除了很少数有雄才大略者，军阀们不用受任何传统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方式不像士大夫，也不像通常的乡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像皇帝那般荒淫无度，建立自己的后妃宫娥制度。
古的且不提，就拿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杨森来说，据说此公光“明媒正娶”的姨太太就有数百之多，产下的子嗣当然更高于此数数倍，到底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五、江湖“性文化圈”
江湖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一。它包括各种“会道门”帮派、地下秘密组织、地痞流氓、游民流寇、犯罪团伙等黑社会势力，还可能包括以农民起义或革命团体等构成的政治反抗势力。江湖势力有的是正义的，有的是邪恶的，也有的是正义与邪恶相杂，它或因团结互助、或因逃避迫害、或因反抗压迫、或因钱财铤而走险。江湖势力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生意行为。正面一点的可能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负面一点的则招摇撞骗、欺小凌弱、打家劫舍、官匪勾结、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总起来说，它是一种盲目的破坏力量。
江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服从官方或社会通常认可的既定政治、法律和伦理秩序。它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明显带有犯罪和违法的特点，如拉皮条、仙人跳、调戏奸淫、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办妓业、散播淫乱等等。
六、平民“性文化圈”
所谓平民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包容了一个极宽泛的社会阶层，如农民、雇工、手工业者、小商贩、自由职业者和城镇普通市民等。这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只能利用统治者的某些开明决策或疏漏松动之处来争取一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皇恩浩荡”或天下太平时，他们也许可以安居乐业、生作养息；“龙颜大怒”或天下大乱时，他们便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
这个阶层只有少数有幸可能成为政治或经济的暴发户，因此，大多数人在垂羡发财者的同时，又无奈地向往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平民阶层是一切社会的最后最广的基础，它可以分化为其他阶层，如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时，就会成为破坏既定社会的最大冲击力量。
平民往往是一个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既定伦理规范的盲从者和牺牲者。特权阶层在自己当“花和尚”时，却让他们甘当“苦行僧”。他们在性行为和婚姻模式上没有任何特权。在两性关系上，只有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才实行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分子那般真小人。平民中不安分的一部分，根据社会控制的松紧程度，或许干一些越轨出格的性行为，但受到官府和宗族势力惩罚和迫害的一定首先是他们。
平民不可能成为性观念和性行为方式演变的开路先锋。
从“洋鬼子”到“洋杂种”
华人一向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崇洋媚外，一是笼统排外，而大部分人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自认天下之中土之国，看不起四周的夷蛮小邦。
华人的家族香火观念极强，容不得血统遭到玷污。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忍受了列强百余年的蹂躏。国家仇和民族恨使普通老百姓对西方人有一个发自心底的蔑视之词叫“洋鬼子”。与此相应，对那些由华人与“洋鬼子”交合而生的混血儿也有一个蔑视之词叫“洋杂种”。
1845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年，第一批华工被运到美国，修建铁路或在西部当农工和矿工。在这以后，反华排华越来越严重，华人与白人之间有着一道很深的鸿沟，通婚几乎不可能。且不说白人的种族歧视，就连华人由于本身的偏见，也对黄白之间的交合和通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状况才稍有改善，但仍然占婚姻比率的少数。
据美国人类学家阿尔伯特·果顿（AlbertI.Gordon）在其《异种通婚、异族通婚和异教通婚》一书中的统计：从1930年到1934年的四年中，调查到的142 个涉及华人的婚姻中，有49个为异族通婚，占33.8％；从1935年到1938年的三年中，调查到的141个涉及华人的婚姻中，有29个为异族通婚，占 20.7％。
对这种状况，在华人学者中有着不同的看法。华人女社会学家露丝·李，在其《美国华人》一书中指出，华人总有一种愿望去保持本族的“同一性”而避免“边缘性”。美籍华人女社会学家弗朗西丝·徐，在其《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两种生活方式》一书中却认为，当时华人异族通婚的比率不高，已经不一定是因为力图保持“种族纯洁”，而逐渐是因为“社交不便”和“沟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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