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他这样一语蔽之，掩盖了其言下之意，没有像邓稼先、钱学森等人冒死回国，是自己的幸运，因为这样才不会在国内艰苦的环境中早早过世，为祖国付出毕生精力而无法享受国家的富强所提供的优越条件和上帝最后的礼物。

关于杨振宁为什么不回国，杨先生的回答是：在我之前的中国人赴海外求学，都是学成即回国。可是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之时，韩战爆发，美国不允许理工科博士回国，因此滞留在美国。而为什么加入美国国籍？杨振宁的回答是因为他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所以加入美国国籍。

在这里，我想说出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的几句话：很多当时出国留学的杰出学者，拿的都是博士学位，他们也知道美国不允许他们回来，可是，国家正遭遇苦难，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人民并不能完完全全地站立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国家作为世界的唯一霸主，不肯放弃在亚洲的势力存在，所以，当摆脱八国联军、摆脱帝国主义铁蹄侵略的中华民族正有机会一统中华板块，而日本作为战败国在亚洲已奄奄一息无法实现在亚洲的实力制衡之时，巧妙插手朝鲜战争，试图在与中国东北接壤的地方建立一个傀儡国，同时牵制中国与日本，也牵制了中国统一台湾的步伐。

也许此时，作为掌握世界先进物理科学技术的顶尖科学家，留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一种“幸运”有一整套科研环境让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也有优越的环境，在杨振宁七八年后获得诺贝尔奖即可拿到普林斯顿50万美元的年薪，可是杨振宁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美国在六十年代给他媲美国际巨星的待遇？为什么有同时赴美留学的钱学森与美国抗争一年零六个月，历经美国的软禁折磨直到周恩来用朝鲜战争的十名美国战俘把他换回国？为什么同样博士学位的邓稼先不顾当时禁止理工科博士回国的禁令一定要回国为国家完成原子弹研究的事业？没有这些掌握国际先进科研技术的学者回来为国家打下国防科技、核工业的基础，中国现在有杨振宁得以享受的环境吗？

杨振宁回避并忽略了之前同一批出国留学人员的贡献，大大炫耀吹嘘自己在美的成就，并鼓励下一代科研人员走这种“有利于自己人生的选择”。对于祖国的认同因为国家的护照出国旅游不方便就抛弃了，他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宣扬自己的成就，更细致入微的比较和自己合作过的科学家在自己的科研成果中的投入，影射李政道是那种作出30％的贡献，一定要说自己有70％功劳的那种人。

为了抬高自己规范场的地位，把和自己合作的米尔斯教授说成是所在的俄亥俄大学五十年来所有科学上的论文、无论、生物、数学、化学、还是其它物理学成就，都没有米尔斯教授和自己发表的这篇论文重要。

以此类推，从来没有培育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清华大学，这一百多年来所有科研方面的成就，恐怕也没有杨振宁任何一篇小文章的贡献，所以，他选择80几岁后回国养老，让科研落后的中国见识一下国际级大师，也就怪不得顶着国人这么大的质疑，迎娶一位离婚在职研究生，因为以他所作出的贡献和人生抉择的成功判断，在任何时候都要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老年回国养老的杨振宁，不选择一位对自己追求不矣的年轻女人，还能作出什么体现其人生精明的判断和价值的呢？

杨振宁这种回避重点的说法，在主持人挖掘71年回国听到邓稼先说原子弹是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研究做出来的成果时，杨振宁为什么落泪的原因，是否因为自己的祖国能作出这样自豪的成就，而作为搞这一行、物理研究的顶尖科学家，没有为国家尽一份力的遗憾？或是这项研究居然由自己的朋友、童年一起成长一起留学的邓稼先完成，而感到懊悔呢？杨振宁的回答是很多种感情参杂在一起，不是仅仅因为一种原因才止不住落泪。

对于杨振宁这种和李政道争执了半个世纪的顶尖科学家，他怎么会不在意国家关键性的科研成就有没有自己的参与呢？可是作为因为旅游签证不方便就把自己的国籍放弃的一位所谓美籍华人，他来讲爱国，恐怕台独分子都要耻笑，试问台湾两千四百万同胞有多少人因为世界上只有二十个国家承诺中华民国，而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出现签证麻烦而放弃自己的中华民国国籍？杨振宁现在还用这个理由出来讲，是不是提醒国外留学人员，当你的中国护照不好用，赶快换一本美国的吧，管他爱国不爱国“有利于自己”才是优先考量。

清华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培养出获得诺贝奖的国际性科研专家，可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扎实而不受政治风气影响的奉献。无论在国家科学、工业、等各方面建设领域，都展现着一种勤勤恳恳、实事求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也许中国一路走来的国力，还没有条件作出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研究，可是国家各方面发展特别是工科类的基础和成就，清华培养出来的人代表一种风气、一种作风，这种风气和作风，是能够在各种政治风波和潮流中，依然把握国家建设的实际工作，哪怕在文革的环境中依然没有让国家的国防科研、基础研究停滞或放弃，为中国社会民生的发展，做出符合事理的种种实干与基本原则。

可是在今天清华园的这次访问中，我觉得很多东西扭曲了。通过暧昧与一脸微笑的王志，他所想讲又不敢直接讲的那些提问，通过杨振宁得意与自我炫耀的种种做法，通过一旁满足与欣喜地参与录影的翁帆，我只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观念冲击真的太大了，大到半个世纪前不顾一切回国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牺牲都得重新定义与思考了。也许通过这次的提问，杨振宁会回忆起当年他所做出的选择，当年听到老朋友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究出来的事实那种震撼。可是今天他的选择、清华的选择、翁小姐的选择、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更确切的定义是：这是一位80多岁还回国养老享受国家特殊照顾的伟大美籍华人科学家，他身边是他晚年上帝所赐与的最后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现在也属于美国，清华所做出的巨大投入是为这一对美籍华人在中国的价值宣扬作全面背书。杨振宁对中国最大的价值体现是其一生在任何时候都做出对的选择──当然是对他自己。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翁帆，一位28岁嫁给82岁美籍华人的年轻女子。这恐怕是中国社会本年度最有社会价值判断的选择了。而今晚，杨振宁为这一价值认定，作最完美的解释。

杨振宁的人格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行了严格的鉴定会。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可能很快会拿到结晶，非常想抢先发表全合成论文，但以汪猷为首的一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最后结论只是说“可以认为已经通过人工全合成获得了结晶牛胰岛素”，会后也只是发表了一份简报。

杜雨苍、钮经义、汪猷等人接着又争分夺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产物，并对其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检测。在一切能获得的检测数据都齐备后，他们以集体的名义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别用中、英文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结果。在此期间，借赴华沙参加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机会，龚岳亭、邹承鲁、王应睐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果。

他们的论文和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J.C.Kendrew)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还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参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国，并发表评论：“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家确切地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是后来的事。1972年，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在当时全盘否定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等的左倾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委婉地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

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9月，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汇报，请他加以关怀。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后不久，另一位着名的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也来信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这一次，对多方涌来的相同建议，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的指示下，从1978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

胰岛素工作的参与者人数那么多，单骨干就有十余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劳更大呢？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

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国的卡佐亚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最后决定：“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查恩和卡佐亚尼斯的情况。他们于1958年开始做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有时候还只是单兵作战，仍分别于1963年12月、1964年初发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简讯，查恩还在中国之前于1965年7月发表了全合成论文。尽管他们承认是中国第一个合成了结晶胰岛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们还在分别宣称是自己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岛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个候选人之后，杨振宁、王浩、王应睐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

对于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

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上述原因中，候选人过多说显然是错误的，时间过得太久说也经不起推敲，对诺贝尔奖而言，获奖距离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约12年的时间。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关于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对我们有歧视心理，这无从检验。但是，对于一个享誉百年、未曾出现过明显歧视现象的大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猜测。

如果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么，它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所要求的水平？

40年后，专家再论人工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之缘

事情的关键转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意义和价值上。对于这个问题，自工作刚完成时起就有不同意见。

邹承鲁、王应睐等生物化学家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评价极高，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蛋白质，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新纪元；它表明我国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已在世界上领先。曹天钦更是宣称，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历史上，这个成果是继从无机物中取得了第一种有机物尿素之后而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往再高一级飞跃，人工合成第一个生命物质也不会是很遥远了”。

而汪猷、邢其毅、黄鸣龙等有机化学家则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他们说：“我们所合成的胰岛素，只是合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说它是蛋白质也无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义。应用到的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创造，不能认为在合成物质上有什么新的飞跃。其次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只能说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罢了。”

由于分歧太大，国家科委不得不改变参会专家，于1966年4月为这项工作举行了第二次成果鉴定会。此后的宣传，可以明显看出是曹天钦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开始这项研究到争取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三四十个春秋。如果再开一次鉴定会或总评会，当事人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专家又会如何看待这项工作呢？带着这个问题，自2001年以来，笔者访问了不少专家，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张友尚院士(拆合组成员)：有人评论胰岛素合成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不太对的。因为原子弹人家是不会让你学的，它是严格保密的；而我们做胰岛素嘛，有些方法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已经有了的。胰岛素合成的成功，其经验在于善于利用已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难题，我们将它解决了。

施溥涛研究员(A链北大组成员)：就拆、合而言，贡献比较大，可这个东西人家先发表，虽然没我们做得好……但诺贝尔奖的评选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创造性，要有大的创新；二是对以后的工作要有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后面这点。对胰岛素合成而言，它有影响，但不及其他几个获诺贝尔奖的成果影响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合成两段多肽、通过二硫键重组将这两段多肽连接成蛋白质。

我认为前者和现在的基因重组一样，只是一种科学工程。虽然在合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术路线在1953年就已经由美国的维格纳奥德(VincentduVigneand)解决了。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二硫键重组在科学上的价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C.B.Anfinsen)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发表，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而且在探讨其理论价值时还局限在胰岛素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基本只能算是安芬森观点的一个佐证。事实上，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因为，需要追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看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未能获诺贝尔奖有令人惋惜之处，却并不值得愤愤不平、怨天尤人。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了。

出于好奇和追根求源的心理，我将当事双方的文章都从网上找来，耐心而仔细地对照读过，觉得杨老先生真的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气。

路平以《浪漫不浪漫？》为题，质疑杨氏夫妇老夫少妻的结合是否浪漫。本人觉得文章并没有对杨氏夫妇进行指责，充其量不过是以一个女人好奇心态，对老夫少妻婚姻中的无奈事进行了想像，而且，语气友好，没有大不敬之词汇出现。而才结婚一年多的杨振宁夫妇却急忙忙的在《亚洲周刊》中共同执笔高调进行回击，称自己婚内生活没有孤独，两人关系并不如路平所说，老夫少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坚决认为两人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杨振宁夫妇的文章刊登后，路平马上又以《浪漫不浪漫？之续篇》回应。路平没有在文中道歉，她表示已读过杨振宁和其妻子的文章，认为两人误解她文章的内容，不会道歉。并说明自己不是反对老夫少妻，只是反对将名衔、地位、财富、容貌等表面的附丽，当成通往幸福的金光大道。她说，这类媚俗的说法既虚构了所谓的浪漫，也遮蔽了人们清亮的眼睛以及对人生实况的体会。

对于这场笔墨官司，本人以为真是没事找事。现在虽说是法治社会，人人都可以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力不被侵犯，杨老先生以为自己和妻子受到了伤害，以一个雄性的身姿站了出来，让那个写自己的小女子道歉，本是自己的权利，可是，作为德高望众的世界科学泰斗，一个阅尽人间荣辱冷暖的近九旬老人，因这等小事乱了心怀，伤了脑筋，费了心血，真是不值，大可不必。

路平女士以一个女性特有的心态和笔触，“远远看着，白发红颜，像浪漫的佳偶”，但是实际呢？因为毕竟年龄达到五十八之多，路女士难免为年轻的太太轻轻叹息一下的。于是，“对妻子，毕竟是一种太长久的压抑，所以儒家文化的家庭结构包含着隐隐的暴力：日后，不满足的妇人用扭曲的欲望或变态的凌虐，掌理家、支使子媳、或顿挫那只无能的老兽。”，“　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也飕飕地风湿骨刺，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站着，憋气，却又像滴漏一样迟迟出不来”，这样不利于杨老先生自尊的词就从路女士笔下冒了出来，撒下一堆冒险的文字后，她的麻烦或者成名的机会就来了，就有了今天这场笔墨官司了。

要我说，杨先生不要这样脆弱和敏感，路女士呢，也不要太好事了，尤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要是通篇幅都是“两人十指紧扣，走道两边频频轻呼：“好浪漫！”“没见过的，真罗曼蒂克。”会有今天这种局面么？

我不知这场官司会怎么收场，皆大欢喜，还是两败俱伤，在这里，以小辈的身份，诚挚地劝杨老先生，多多保重身体，笑口常开，忘记不快，展望未来，夫妻恩爱，“躲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学生素质：清华比哈佛高

杨振宁认为，如果以平均素质来讲，清华大学学生要比哈佛大学的要好。他说，大学教育可以分为平均学生和杰出学生两块。由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对大学生的要求也不同。中国目前需要对大多数的平均学生的训练，而美国需要十分杰出的年轻人创新来创造财富。杨振宁指出，美国式的教育哲学对有创造力的学生很有好处，但也浪费了很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但我们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教育成功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阴暗的一面。

杨振宁强调，中国大学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比起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以他亲身体验来说，他认为国内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科研经费不足，尤其是对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年轻科学家、博士支持不够，他们要为生活烦恼。

诺贝尔奖：并不是最需要

尽管自身就是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杨振宁却旗帜鲜明地指明，一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多大的用处，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大量的年轻建设人才。他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需要的，仍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

高等教育：需要任天堂式创新

杨振宁将创新分成了四种类型。他指出，创新有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4 种。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不利于创新。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杨振宁说，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目前最需要哪一种创新，是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他认为，显然后者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杨振宁感慨地说，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因此，像美国比尔·盖茨和日本任天堂式的创新是中国所需要的。事实证明，盖茨式的创新为美国和全球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任天堂式的创新，是日本50多年来成功推动经济发展背后的创新。很显然，日本以往的经验是成功的，而这得益于其国内注重训导和纪律的教育哲学。这对中国有很大启发，因为中国的教育哲学也是注重训导和纪律。

未来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

日前，着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杨福家教授昨日的演讲也和“创新”相关，不过他认为，目前我国需要百花齐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的确在经济人才方面太过欠缺，以致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鼓励一些学校、一些人从事和经济无关的基础研究，因为他们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而不能抓一头，放一头。早年杨教授在丹麦求学期间，经常在实验室加班，一次，他和实验室工程师打招呼，希望留一台做实验仪器，结果工程师给他准备了10台！正是工程师敬业的工作态度，使得杨教授的实验在时间和器材上都到了保障。这就是说，在实验室工作环境中，写文章、做课题是教授的事，维护实验室是工程师的事，大家各司其职，互相不可或缺，体制的运转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的人才培养结构如果不合理，就会像大学里所有人都想拿博士，没人做其他方面的事，以致学校无法运转一样，那我国想成为创新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无缘诺奖是因为创造性不足

对于我国至今尚未诞生诺贝尔奖得主的现状，杨福家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名同学在现场表示，这存在三方面原因：很多学生毕业后从事和自己兴趣无关的工作；学校里老师不重视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以及我国高校的学风存在不正不良倾向。这三点导致了我国的人才普遍缺乏创造性。

杨教授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并作出了补充：创造性不够，最重要的因素是制度问题，就像我们的薪酬制度，将薪酬和短期成绩挂钩，逼着员工出效益，对于中小企业可能适合，但对于高等教育则不大合适。此外，我们的考评制度也存在问题，这可以用中国和欧美国家小学生接受的不同教育来举例：国内的小学生每天作业都要做到很晚，有个孩子对我说，如果有来生，我再也不做学生了！我也曾和国外的几名小学生交流过，发现他们的休息时间也很迟，要到晚上10∶30，不过他们不是忙着做功课，而是自己做历史课“项目（project）”，这几名同学分别饰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几个参战国的代表，并且取出地图，当场模拟外交场面，表演给杨教授看。而在欧美国家高校，选拔学生不仅要看中学时期的学习成绩，还要看“项目”表现，而项目就体现了学生的兴趣，这种机制就保证了孩子的兴趣不会被抹杀，保证了他们的创造性。

高校里出现“师生恋”，不是今日才有。如果我没记错，当年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也该是师生恋促成的。没有留意当初鲁迅在和许女士恋爱时，遭到校方的反对没有，也不清楚当时鲁迅供职的高校，指责鲁迅先生和学生谈恋爱，是不是有悖于师德风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没有因此丢掉饭碗。

如今，相对于五四时期，我们的思想是否真的进步了，不说也罢。就事论事，我觉得该一分为二看待“师生恋”。

高校没有强行强迫禁止师生恋的权力。前些年，大学生结婚曾被许多高校视为“非法”，敢违抗校规者，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也不是没有。后来，国家的《婚姻法》最终为大学生结婚提供了法律支持，时至今日，绝大多数高校被迫取消了禁止在校大学生结婚的规定。不为别的，只因校规不能违背国家法律。那么，试问武汉这家高校出台的《教职工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有没有权力禁止教师和学生谈恋爱？从法律的角度讲，恋爱是自由的，“自由”到只要不违背《婚姻法》命令禁止的结婚条件，不管国籍、党派、年龄，男女双方之间，只要彼此自愿、情投意合，都有交往的权利。换言之，校规中禁止“师生恋”，已经涉嫌违法，再对师生恋中的主角 ——教师（被解聘的这位老师，应该是男性吧）以扫地出门来“惩戒”，不仅违法，而且缺乏基本的人道。这是因为，只要这个老师没有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没有用诱骗的手段，和某个女生建立了恋爱关系，我不觉得这两个人并没有犯罪，也谈不上道德问题，更犯不上被开除。

同情遭解聘的老师，反对武汉这家高校的做法，不等于笔者支持师生恋。也就是说，师生之间有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是一回事，支持不支持发生师生恋是另外一回事。笔者在高校工作，深知师生恋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至少，“师生恋”容易给学生以误导，或者个别学生为达到利用老师的目的，有意“制造”恋情。从师者的角度，最好还是避免从学生中寻找意中人。当然，假如师生之间确实属于真情实感，不妨等学生毕业后，再明确恋爱关系，那样，不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教师，都没有坏事。否则，一旦恋爱失败，对当事人的影响，则往往大多一般人的恋爱关系。

高校可以规劝自己的教职工，尽量不和学生谈恋爱，但不应该以敲掉老师的饭碗来强行禁止师生恋。假如男主角虽然被开除了，那个女生依然坚持和他要好，校方岂不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吗？

杨振宁和翁帆结合时，当初也算师者和学生的恋爱了，尽管舆论未必完全赞同他们的事情，至少没见清华大学解聘杨振宁教授。莫非，知名教授的“师生恋”便可以被允许不成？

别小看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它们可能带有很复杂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态度和深浅度去理解。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出发，可以对这两句话做不同的解释。

先从“丈夫”的角度看，他的这句话，可能是意见的陈述，要求的提出或命令的传递。究竟是试探、协商、有保留、有余地？还是铁板钉钉、不可违抗、必须服从？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封建夫权制和大男子主义中，当然就是后者。再从“妻子”的角度看，她的这句话，可能是高兴地赞同、无心地应对、有意地取悦或无奈地服从。究竟是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还是麻木消极被动地依附？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中是前者，而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则是后者。

有时西方丈夫会对东方妻子一味的“是”不解、反感，甚至恼火，觉得她没有头脑、没有选择，更没有主见，是一个乏味透顶的女人；有时会觉得她表面无异议地随和，实际上是怕负责任；还有时甚至认为她言行不一、心机叵测、难以对付，因而心存戒备。小说和电影《喜福会》中，那个华裔女子若丝对洋老公泰德总是说 “是”，结果成了离婚的一个借口。

一般说来，东方人说“是”与西方人说“是”，往往含义不同；两者所说的“不”，含义也不相同。东方人说的“是”或“不”，往往表达一种对既定的人与人关系和伦理秩序的根本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西方人的“是”和“不”，却往往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的暂时确定性，或者说只是对某一事实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说的“是”或“不”，并不是对某一特定事物或意见的直接表态，而是对她应该遵守的那个价值体系的间接表态，符合那个体系就是“是”，不符合那个体系就是“不”。比如上述那个对话，一个传统的东方妻子，说“是”，并非是对应该不应该到赌城、有无兴趣、什么时候去、赌博对不对等具体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丈夫地位、价值和权威的肯定。与此相反，一个现代西方妻子在这个对话中所说的“是”，则可能是从自己的兴趣、当时的情绪、有无时间、交通是否便利、在赌场怎么安排孩子等具体问题考量后所做的肯定回答。

与一般东方人又不同，中国人的“是”和“不”，有更多的复杂性，它们既有所谓儒家的伦理“确定性”，又有所谓道家、佛家的某种“无为”或“随缘”的“不确定性”。中国人一般在用“是”或“不”时，明显带有回旋的余地和保留的态度，当一个小官僚或小买卖人说着“是是是”或“不不不”时，你很难弄清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中国人一般不爱直接用“是”或“不”作简单判断。

国人的“是”与“不”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真的体现出城府、涵养与道行，当然，除了怕承担责任这一点。中国人的“是”与“不”，含义更丰富，在“是”与 “不”的回答中，倒能判断出君子和小人来了，如果说怕承担责任也算小人行为的话。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国人并不喜欢用“是”或“不”，而是用其他更有模糊效应的替代品。

可以看出，交流和沟通的障碍，首先是语言和语言后面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由于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对各种概念界定的不同，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对译会产生模糊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一般说来，同文化的人，在长期的自然的渐进的约定中，互相知道对某种事物或情形应该怎样向对方表达和怎样理解对方的表达。两个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全部认可、接受和理解这种互相表达的约定。

模糊性是我们国人显着的国民性格之一，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国人是否成熟、老练、深沉，就看其是否灵活、变通、圆融地运用模糊的技巧。不少国人为人处事上的可进可退，更是修炼得炉火纯青。为学之道，为商之道，为官之道，为家之道，为国之道，以致整个为人之道，皆须如此。说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留条后路，模棱不止两“可”，还要多“可”。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儿就懂得用模糊的字眼儿，如“还行”、“还可以”、“还不错”、“随便”、“都行”、“一般”、“无所谓”、“过得去”等，不像西方儿童喜用极端之词，如“太好了”、“太美了”、“太伟大了”。国人夫妻间的用语也很“含蓄”，如欲房事，会说“咱们‘那个'吧。”人们在日常交谈中，最爱采取某些能让对方“意会”，而充满无限张力的模糊字眼。你会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老张，你最近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太太怎么样？”

“还那样。”

“你孩子怎么样？”

“也还那样。”

“老李，光问我，你自己怎么样了？”

“唉，我还能怎么样呢？”

“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也不怎么样！”

“得，你不怎么样也怎么样！”

瞧，沧桑感、人生百味、宠辱得失，似乎都囊括在这“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对话中了。

喜欢精确的美国人碰到喜欢模糊的中国人就麻烦了。例如美国人问一个中国客人，是喝咖啡、可乐、果汁、冰茶，还是其他什么饮料，后者往往回答： “Whatever（随便）”或“Everything is OK（都可以）”，弄得主人无所适从。不过，在西方人眼里，是摸不着头脑，而在东方人眼里，则意味着客随主便，是一种很朴素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则表明尽可能地少给主人添麻烦。在美国公司，老板和同事常常从字面答话中，很难弄清华人雇员到底要求什么。

很好笑，美国人学汉语首先也是从一些模糊的字眼开始启蒙。如果你夸他或她学得好，他或她就会很顺嘴地说一声“马马虎虎”。某日看电视，国际吴桥杂技节上墨西哥团一个小丑节目，那小丑并非歉和，似学会了好玩儿的中国什么绝活儿，一口一个“马马虎虎”，抖出不少“包袱”来。以模糊之形示谦虚之神，不自觉中竟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真谛。

国人的模糊素质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西方人死抓的精确点变成了表面模糊而实际精确的“域”。例如美女的标准是一个“域”，不必找一个精确点，如五官必须排列成什么位置，眉毛头发必须多少根，肤色必须多大光谱，身高必须多少微米，体重必须多少毫克等等；若真想如此精确，就甭想找到任何美女了；再如你计划开车到某地，有人将路上每次方向盘要转多少度都精确好了，那你就甭想顺利到达目的地了。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学” 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一、先说返券

每次返券活动之前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了，要和各品牌洽谈活动期间的价格损失承担的问题，专业术语我就不多说了，有最直白的语言告诉大家吧，返券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别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

举例：100返50元，从表面看，是打5折，朋友们都疯狂去购买，其实是打6.7折，花100元买150元的商品，自己算算打几折？100返100，100返60，以此类推，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美”。

商场并没有损失，把压力都给供应商了，让供应商自己想办法承担损失，所以发现没有，在有活动的时候好衣服要不就是没有，收起来了，要不就不参加活动；或者拿出积压的商品来卖，都是旧款！

二、打折

北京商场现在是竞争白热化，不打折就没有客流，所以每家商场每周必须有活动，我们商场更是必须天天有活动，都是逼着厂家打折，好品牌不参加，你拿人家没折，得要人家撑门面嘛。倒霉的就是小品牌，老得参加活动，成本那么高，那有那么多利润？

所以，他们就抬高价格，现在的衣服越卖越贵，其实有很多因素并不是质量提高了，而是因为“赔不起了”

1、Q：问一下，商场活动之前，好多品牌提高原价，再去打折或者反卷，这些内幕确实是没法看出的，看来商场也不会去管，提个几十块钱是非常普遍的事吗？真的是这样吗？

A：你好，你问的问题很有普遍性，但是大品牌是不会提高价格的，只会把好货收起来。因为他们的商品在出厂的时候价签是机打好的，随商品挂出的，所以人工是难以修改的。小品牌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商品上面没有固定的机打价格，价签是商场的商品手写价签可以随意修改，而商品上只有成分含量的标识。

举例：ONLY ESPRIT 以及男装品牌鳄鱼 圣大保罗等等这些品牌的商品上都有价钱，其他的要自己去发现了，呵呵。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所有大品牌都是有好的操守的，好多国产的品牌，尤其是男正装的厂家都是会私自提价的，大家购买的时候，最好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去采一下价格；或者最简单的，但有可能错杀一切的就是去看看他的商品吊牌上的价钱是不是随商品固定的，如果不是，就有可能在价格上做手脚！但是这样容易主观，因为也不是所有的自己定价的厂家都会改价格的。

你说的提几十元说少了，有的大件衣服会提几百甚至几千，提几十元的很少，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会继续为大家解答的，还有一些情况我会慢慢给大家介绍，只要关注就好了。

最后还是和大家说：钱要花在刀刃上。

2、鞋的利润更大，除了运动鞋，运动商品的利润相对小一些。一般鞋的价钱是加的是成本的4倍以上，有的鞋子更是从类似于大康这种批发市场直接进的。鞋是商品暴利中的暴利，我们国内的鞋一般都在广东加工，无论大小品牌，有的甚至是从一条流水线上出来的，就是贴的商标不一样罢了！

鞋的利润是很大，但也没有达到一本万利的程度。鞋的成本基本都是几十元左右，百元的就算贵了。大品牌贵，有很多原因是因为鞋子是成品进口的，贵在手续上；国产的鞋子贵是因为皮子是进口的、设计、运费上……科技含量并不高。

这个真相说出来，JMS或许会失望了，我们大价钱购买的NICK AD REEBOK 等等运动的世界级品牌都是来自我国的广东，只有设计是国外的，鞋子是出自我国劳动人民之手，呵呵。不过，我国的销售额在稳步的提高也引起了外国老板们的重视，去年这些品牌的老总都分别来到中国的流水线和各地的分公司来视察，说明对我国的市场开始了重视和信心！

3、说起到哪买衣服，我虽然在商场工作，但是很少在哪里买衣服，除非内购或者特价品，还有很经典的YY，宝姿什么的。其他的我喜欢去淘，没有固定的地点，我喜欢外贸小店，那里的YY有很多都是从流水线上拿的真品，这些老板真的很灵通，能拿到很多的真品或A货，而且都是新款！

一般街边的小店，我指的只是外贸店，他们的利润一般不高，一件衣服赚个20-50左右，但他们基本上是不砍价的，因为标价就不高，所以在明码标价的外贸店基本不会吃亏，至于精品，就要*MM的好眼力和对时尚坐标的把握了！

4、关于产品质量，我可不敢苟同，大商场DD就是好的，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品牌在旺季或者商场搞活动的时候会经常断货，为了救急，就从动物园、木樨园等批发市场进货，把自己的标缝上去就是了。在我们商场搞活动的时候，在客人摩肩接踵的时候，就有一些品牌的导购和业务在我们的办公区贴标的场面，真不敢往下想，不知道谁又该挨宰了！

而有的品牌干脆直接从那里进货，他所有货架上的货品都是批发来改的标，因为他们的实力小，没有自己的加工厂和设计师，只有这样才能暂且生存，而生存下来了，就意味着有可能缔造自己的品牌王国！

我们有很多大品牌都是这样起家 的，他们的老总当初是骑着三轮自己送货的！！谁能够做的大，就要*智慧和运气了！

每个商场的活动都不一样，而消费者不可能全部掌握，我们每周都要出去调研，看看周遍竞争店的活动情况，然后再回来制定自己的方案，厂家叫苦不迭，谁不心疼呀，都是钱呀！！！但是又必须参加活动，只有自己来解决利润的问题了！

5、想在北京开个服装店，也容易也难。一般北京MM自己的小店都去动物园进货，因为自己还没有能力认识那么多生产厂家，只能去那拿货，那里的商户是直接从沿海城市进货，流水线进货，所以价钱还是很公道的，所以，想开店货品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有捕捉时尚的眼光！有些品牌是专有采购的专职人员，因为专业所以事半功倍，销量很好。

6、专柜小姐私自打折的问题是我们严抓的，发现了要重罚的！！！是的，每个品牌的导购员都有打折的权利，有的多有的少。比如：ONLY VERO MODA 杰克琼斯，他们是一个公司的，因为他们的加工厂就在天津，成本很低，内购都是5折，仅限他们公司的员工，但对外是不说那么低的，因为有好多人托他们买衣服，就说成7折甚至更高。他们公司管的严，所以在销售的时候导购并不会给顾客打折，因为他们也不会为没有销售而发愁！

但一些小品牌就不同了，他们如果不用价格吸引人，那就没有竞争力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牌子，也就是标价不规范的牌子，导购也是一些年龄大、外地的为住，他们就不象我们北京女孩没有生活压力，它们拼命卖货，有时候能打起来！

就这样，经过和经理的商议，给她们一个底价，比如：一件1800的大衣，经理说你最低卖1000，那么卖多少就随她们自己了。这些导购还经常借此来自己赚差价，举例：还是那件衣服，卖了1500，给经理报帐卖了1000，然后自己找个熟人冒充顾客，说退衣服，开好小票退出1500，然后再自己入一个1000，这样把帐平了，自己还能赚到钱。

其实这些行为她们经理都知道，那有什么办法？又不能天天盯着她们，只能这样了。我就捉到过几个导购干这事，最严重的一个从一件12000的皮衣中做手脚，要独吞6000，你们说利润多大？那还是意大利的牌子呢！

然后这个人被开除了，还扬言要找我什么的，后来不也乖乖走了，因为我完全可以带她去派出所的，这是商业贪污！

这是个安徽姑娘，还很漂亮呢！不过我理解她，一个人在北京多不容易！

还有呀，我就不明白ONLY什么的YY怎么那么受欢迎，她们的成本特低，在天津积压品都论斤卖！我们好多供应商朋友都买过好多呢！

他们是丹麦的公司，我承认她们的设计时尚，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夸张，款式和定价都夸张，她们的店长一个月好的时候能拿个4000-5000，平时也2000-3000，高层就更别说了，还有车马费什么的，待遇很好，谁让人家销售好呢！

我就不喜欢她们的YY，有几件都是朋友送的，也没怎么穿过，过几天再给大家讲讲他们的价格规律，希望大家关注。

7、ONLY的设计很时尚，前卫，在北京的每家商场都卖的很好！在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服装厅一个月的销售在40万以上，在SOGO她的特卖十一期间曾经创造过一天50万的佳绩！！（在6层特卖场）在我们店的面积是30多平米，做100返100活动的时候的业绩做到过一个月80万！

8、艾格最早上市是在上海，他们北京第一家店就是在我们店开的，当时的销售十分不好，因为我们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所以当时两地的销售差距相当大。在我们楼层的经理和主管们的协助下，他才慢慢的掌握了北京消费者的审美观，市场慢慢做大，一直到现在。

他们公司还代理：WEEKEND JESSICA COLOUR 18 EPISODE的衣服！都是一家的买卖。

他们的商品定位是我们协商过很多次的，建议他们不要这样大幅度的打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商品数量太多，就这样一直打下去，他们的销售额也直逼ONLY呢！

所以，他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等他打折再买吧！

哈哈！多几个这样的牌子对我们不是更好？

9、在商场买东西，季节性比较强，夏装6、7月开始甩；冬装2、3月开始，大家掌握好时间就行了！说起买YY的好地方，我喜欢外贸店，但是想买到精品，自己一定要多YY有鉴别能力，多看看时尚类的杂志也有帮助！我在小店淘到过好多精品呢！其中有一件ESPRIT的YY，我刚买完，拿着他SOGO，一看货架上和我买的YY一模一样！！好有成就感！SOGO卖298，我花30买的！哈哈哈！

我家就住虎坊桥，我们那有2、3个小店真是不错，就开在稻香村旁边，很好找！我还去动物园！那里有外贸批发的摊位，我就去那泡，因为买的少人家不卖呀，我就磨，有时候实在不行就自己一样颜色拿一件，因为有的小件也不贵，加起来还没有商场一件YY贵呢！

10、NICK内购现在只能打8折，原来还能打7折，自从百丽公司接管以后就连8折都不轻易打，所以现在买NICK的内购是很难的，一般买不出来，谁让百丽那么牛呢！

11、我们买到的化妆品有许多都是沟对过的，半瓶原品半瓶是到国内后灌进去的！！所以很多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一模一样的化妆品国外的效果要好的多！

而且商场有很多也都是水货，有的是从香港带回来的还有那里的店标呢！撕下去就直接上柜销售了。利润就不言而喻了！

12、百丽内购7折，打的越低买越好，价格都是炒出来的。PORTS的内购是8折，NIKE8折；ADIDAS7折，戴安芬和爱慕的内衣8折；瑕步士5折，呵呵，认识这些品牌的公司的人就可以买到了。天美意和美丽宝是一个公司的，天美意的质量并不是特好，还是美丽宝的好一些，哈森的是国产的，一般，质量还可以。nick360是和G2OOO U2 酷 一个公司的，他们内购很低，甚至可以5折。

13、内衣还是国外的牌子好，好在设计上，穿着很舒适！一些熟知的品牌的内衣也走形，这很普遍，严格的说，内衣穿上2年就不要再穿了，我的内衣基本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也走形，胸托的钩也出来，所以就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14、nick360和NICK没有关系，根本不是一个公司的！虽然都和NICK有关，但是2者没有关系，NICK是百丽公司代理的，NICK360是上海和缘公司代理的，别弄错了！

15、E-land内购6折，YY不错，就是太贵了。G2000还有他旗下的U.W.M 和U2都是一个公司的，也是广东产的，内购是6折，休闲为住，销售还不错，他们内部有个大调整，可能采购的眼光不如原来那个好吧。黛安芬内衣的内购价8折，他们的活动最低也就7折了，用券买（买别的DD返的券买）值！阿桑那和a02的yy是珠海产的，内购7、5折，A02的YY比阿桑那要贵一些，而且设计更加国际化，不错的！瑕步士内购5折，他和ELLE的鞋子是一个公司的。swatch内购8折，商场管理层能买到6折；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我们店没有，都应该有内购。 SK2的内购价8折，他们基本不参加活动，是呀，我有很多同事用SK2都是8折买的。

16、说说商场的水晶吧！！今年是水晶年，我们商场的水晶专柜的销售非常好！其实进货有很多也是从原西四珠宝批发那进的（前几天已拆），然后拿到柜台把价钱抬高，就这样，同样成色的DD在商场就很贵！！举例吧：谢瑞麟的内购才4折！有的内部的清货连4折都不到！

17、看见有个JM的贴子说在安贞华联购物如何上当，其实在北京，返券最实惠的就是SOGO、中友和新世界了，华联是返券容易用券难，JMS自己去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我可没有给任何商家做广告，就是想帮大家省钱，十一购物还是实惠的，活动力度都大！

18、艾格今年把ELLE接过来了，他们从一月开始正式接手ELLE中国市场，所以ELLE原来的代理公司肯定要大批量甩货，JMS关注一下各商场的情况吧！这可是一手的情况呀！

没有赚钱，没有出名，没有做成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没有实现我预想的创业计划，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坚持下来，工作也是有的，但显然无法支撑我两个孩子、一个太太以及一双父母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两个孩子在父母那里抚养了两年，我已经不能再让他们操心了。太太一直在加拿大挣钱养家，更不可能一个人边工作边带两个孩子。于是，肩扛幼小的孩子，背负父母的黯然，心系妻子的失望，带着失败，带着贫穷，带着失望，也带着全家，我仓惶离开北京回到了加拿大，另谋生路。

虽然那次回国奋斗失败的体验，为我1996年再次回国成功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1994年的秋天，当我抱着儿子，告别父母，愧对妻子，登上北京去温哥华飞机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和迷茫。

父母这个时候已经日益看出苍老衰弱，爸爸妈妈都曾经有过突发急病送到医院急救的经历。做儿子的我在将近四十的时候还让七老八十的父母为我担忧，为我出力，为我心情低迷，为我不能骄傲，他们不说，我也知道他们心里期待的我，显然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太太在生了两个孩子、独自工作支撑家庭好几年之后，也渴望我能分担她的压力。太太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人，当时三十四五多岁，正处在女性人生迎风怒放的盛夏时期，但在我多次失败的重重打击下，生命虽然不至于如秋叶般凋零，但至少也没有夏花之璀璨。她对我的信心，正在迅速流失。

压力是可怕的。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对我恨铁不成钢的太太。我这个本来应该是家庭中流砥柱的人物，却不知将被命运冲向何方。当时的我，虽然对自己并没有失去信心——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现实是，我在加拿大做过最伟大的工作，也就是一个自封的第一送（比萨）饼师。我不仅不能让我的祖国自豪，我连我的父母太太儿子也无法面对。

（所以后来我知道了，欲让你的祖国自豪，先让你的家庭幸福。）

太太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她工作的离温哥华一千四百公里的城市。我一个人来到温哥华找工作，住在一位好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曾经有过一个做过舞蹈演员的妻子，一到加拿大就把他甩了，嫁给了一个比她矮一头的富翁（我经常想：怎么搞！），于是他又单身。朋友见我来到，无限亲切——一个已经被太太抛弃过，一个正在被太太抛弃中，两个四十不立的大男人，真是英雄哭英雄，猩猩惜猩猩！

……对了，当时我的哥们，和我一样，也没有工作！虽然这个朋友后来创业成功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但当时和我属于同一阶级——有知识无资产阶级。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男人有什么家！我住在他那一居室的客厅里，天天聊天说法，想着赚钱发财，越想越饥渴，越渴越急迫，越急越绝望，越绝望就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孩子太太还可以等，我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要紧，但父母这个年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我能够尽孝之前就带着对儿子失败的无尽遗憾就撒手西归，岂不给我留下一生难以弥补的创痛！

妻儿嗷嗷，自身难保，还要为父母尽儿子的孝道，尽量让他们高兴开心起来，以帮助维持父母的身心健康和晚年幸福，这是我最为烦恼头痛的事情，成为我精神崩溃的诱因之一。中年男人的所有艰难，在这一时刻几乎把我压垮。

但我发誓要让我的母亲高兴，要让她感受儿子对她的孝敬，要让他们知道，小平我即使再难再穷，我也要和他们分享生活的喜悦，让母亲感到儿子的孝心！

接近我的朋友，经常有人问：你怎么开口闭口都是母亲母亲，怎么从来不提你爸爸？我不担心我爸爸！我爸爸也是一个男人，虽然当时已经70多，现在更属于80后，但我从来不担心他老人家——男人，生来就是受折磨的，哪怕你是我爸爸！再说，爸爸爱着妈妈，妈妈眼中洋溢着幸福时，爸爸心里也就感到了欢乐啦！

但我能为母亲做点什么呢？没有钱，却要尽孝。人在加拿大，还要往中国送爱心。左右为难的我，想到了红楼梦里，贫寒的史湘云为轮到她做东宴请大观园姊妹们犯愁，但后来终于办了个物美价廉螃蟹宴解决了问题的故事。我的螃蟹在哪里？

有一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创意：朋友家里有中文版的美国《读者文摘》，里面有订阅广告，只要买个汇票寄到香港九龙某个地方，并指定寄送地址，受赠人就可以收到这封精美杂志！

我眼睛一亮，立即去邮局买了一张汇票，为父母订阅一份中文版的美国《读者文摘》，订阅期一年，似乎是三十六美元。把汇票和订单寄出之后，我立即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1994年还没有电子邮件，通信就是那种贴着邮票的平信，我精心选择了好多张漂亮的邮票贴在信封上，以期待爸爸妈妈眼睛为之亮一亮。我在信中告诉他们，下个月他们将会收到我替他们订阅的、从香港寄来的《读者文摘》杂志了，我希望他们喜欢并欣赏这份美丽的刊物。

美国版的中文《读者文摘》，即使出现在今天国内的书架上，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这份彩色精印的杂志，当时每期封面都是一幅意味隽永的水彩画，每一页都有彩色插图，所有文章，都是关于亲情、爱心、幽默、以及轻松而深刻的哲理。我的母亲先前在加拿大看望我们时曾经读过并喜欢这本《读者文摘》，现在特地为她订阅一份，更显做儿子的用心周到。

1994年的中国还相对封闭，能够在国内定期收到这份与众不同的刊物，捧上这本儿子从万里之外特意给他们寄赠的礼物，爸爸妈妈肯定会高兴、欣慰、欢笑、即使不能拿着这本小书向左邻右舍吹嘘儿子如何成功发达，但老人家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无比温馨。

千里寄鹅毛，礼轻儿意重。我的父母虽然和天下父母一样，也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我知道，他们更加看重的就是这份心意——这份儿子在自己人生如此低迷潦倒的时刻，依然能够替他们着想、希望讨他们高兴的心意；这份在自己最拮据窘迫的时刻，也要和父母和所爱的人分享爱心的心意！

啊，这本将在未来十二个月中源源不断、如期而至的《读者文摘》，就在这个时刻成为我心中无比珍重的鹅毛，送到了万里之外父母的手里，印证了中国民族这条千年以来维系亲子之情的古老家训。

寄走汇票，回到住处，我感到自己总算为爸爸妈妈做了一件能够令他们开怀一笑的事，感到无比轻松和开脱。趴在桌上，我默默流了很长时间的眼泪，为自己的爱心感动。

朋友回家，看见我眼睛红红的，以为我离婚了，就很开心地安慰我。他已经离过婚，希望大家都离，这样他就多了一个难友，少了一份孤独。

……

2006年。父亲85岁，越活越健康，每次家庭聚会，他都对姊妹们夸奖我，不说别的，只说：“小平是个孝子，三天两头打电话回来给我们！”（好像我给他送的许多脑白金就从来就没有收到似的！）。

因为从爸爸妈妈的夸奖中，我听出他们很希望我给他们打电话，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确实都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报平安，就为让他们放心、开心——可惜我已经不再写信，和父母交流，再也看不到那种精心贴着各种邮票、恭敬写着父母名字的信封了！

这次我回加拿大，抵达三天没有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爸爸妈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是没什么事，只是看我没电话回来，不放心，打个电话，“看看到了没有”。

我坐的是飞机，如果三天还不到，那就永远也不会到了！这个电话，打了也白打。

但接完电话我懊恼不已！稍一马虎不慎，我就让父母担忧了！其实父母真会担忧飞机没到吗？但是，他们已经习惯我每飞一地就必然打来问候报安的电话，到时电话铃不响，老人的生活就缺了些什么，就不踏实，就不安心，就不“幸福”。

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一种承诺，爱也是一种生物钟……爱与贫富贵贱无关、爱与成功失败无关、爱与辉煌潦倒无关、爱是一种需要精心维护、持之以恒、不断表达、习惯成自然的行动啊！

王子或乞丐、公主或保姆、身无分文或腰缠万贯、安居高楼或流落街头的你，今天，你对你的父母，表达了你的爱了吗？

是耻不是花？是花不是耻？

在国内一门户网站的观点交锋栏目里，争论相当激烈。认为“是耻不是花”的网民指出：樱花虽美，但国耻勿忘。武大的樱花正是侵华的罪证。那里的樱花，是为了慰问日本士兵，鼓舞他们的士气，以望其为继续侵略而努力。所以，这里的樱花不能成为全国人民追逐、“仰慕”的对象。

而认为“是花不是耻”的网民反驳说，“树本无辜”，“景物无分国界也”。他们认为，“这些樱花虽然的确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的产物，但它本身是无罪的；人们之所以会欣赏它，喜欢它，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美丽。花只是花，花无罪。人犯的错误是人的错，对樱花的喜爱和对日寇侵华暴行的愤恨，根本就是两回事；单纯的艺术欣赏和民族仇恨的情绪，实在不应强扯在一起。”

一位自称武大学生的网民则表示，日本人种下的这批樱花，也不失是国耻教育的好素材，当年武大的周鲠生、李达等诸位校长对这批樱花均未砍伐之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侵略之樱”已谢，友好之樱常开

网上争论火热，而美丽的武汉大学校园依旧人头攒动。樱花并不为武大所独有，武汉市成片的樱花林就有五六处，如东湖磨山公园、青山公园、武汉音乐学院等地，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观赏。据不完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一天进出珞珈山观看武大樱花的人次超过10万，整个樱花节期间赏樱的人数超过百万。

谈起武汉大学樱花的来历，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创始人吴骁告诉《国际先驱导报》，1939年前后，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怀着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侵华日军从本国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栽植。这便是今日武大樱花的缘起。

日军当年种下的日本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到了1949年初，就有人建议将樱花树砍掉，而当时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将领张轸师长表示，武汉大学是座宝库，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要保留，于是樱花树得以保存（1949年5月15日张轸率部起义，武汉和平解放）。

据本报记者了解，樱花树的生命周期很短，一般只有二三十年，当年日本人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50年代更新时已基本死绝。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周恩来总理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1982年，为纪念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友协和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又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先生赠送樱花树苗 200株。现今武大校园各处的樱花树苗，除园林工人自行培育的之外，大多都来自于此。

保留樱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 “樱花有什么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樱花只不过是一种植物，它好看，我们就能去欣赏。更何况，我们国家也是樱花原产地之一，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樱花已经不是当年侵略的残留物，而是中日友好的见证。”对于网上出现的争论，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的徐同学言至于此，甚至有些“气愤”。另一位田同学说： “勿忘国耻并不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强大自己，而并不是失去理智地指责无辜的植物。”

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会创始人吴骁说，对于武大樱花的争论早已有之。早在1947年3月武大师生迎来了回归武昌后首次樱花盛开的时候，面对争论，当时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镜澄教授便对自己的学生说：“这本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吴骁说，近年来，武汉大学还在樱花节期间竖起“武汉大学樱花简介”的指示牌，向观光者讲述着那段永难磨灭的历史，正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去年的樱花大道上，还有一些年青人穿梭于赏樱人流之间，散发“勿忘国耻”的传单。

武汉大学社会学专家周运清教授指出，对于武汉大学樱花的问题一定要从历史的眼光看，着眼于长远。美丽的樱花是全人类的财富，草木是无辜的，不能给它们“贴标签”、“戴帽子”。现在的樱花是历史上经历多次种植形成的，要了解历史，国与国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目前虽然中日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但我们更要从长远考虑，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才是关键。

中国近两年疯狂钻油买油 其中大家忽略了温家宝是念地质系毕业的学生 对这方面重视和专业都有很高的程度

第二就是日本帝国石油暂时放弃东海钻油计划笔者先向个位说明春晓油天位置的“恰到好处”春晓油田位于北纬28度10至40分、东经124度50分至 125度20分间。在台湾东北方约 193.65？，位于东海西湖凹陷区域，由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等4个油气田组成，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

中国专家估算，东海油田蕴含石油两百五十亿吨，相当于中国去年消耗石油总量三亿吨的八十倍，再加上估计逾八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东海油田足供中国使用八十年，争夺油源是双方争端的主因。 东海已成为事关中国国家兴亡的重要战略资源。

大家都知道春晓油田距离日本“号称”的海洋经济中间线仅5公里而已可是关键的是春晓油田与钓鱼台的相对位置春晓油田却在钓鱼台”东北”方173公里处, 注意是东北方!! 不是西北喔 ! 离台湾基隆东北角370公里, 距离最近大陆海岸400公里距离九州约600公里

只要对战略几何有研究的就看出春晓油井的三角位置 是中国目前国土延伸的极东点 只要坐实了那一点 钓鱼台就是中国的囊中物

这也是为何日本这么在意春晓油井的原因 一个的春晓油井刚好挡住日本对钓鱼台窥视意淫的心理 成为一个实际的障碍

前阵子日本公布中国现代级驱逐舰在春晓附近巡弋的照片 这次可是五艘一起来 海面下肯定有潜舰在前护航开道 以后170或171伴随着136和137 搭配中国最新的双体冲浪导弹快艇2208~2211四艘 时速超过40海？

也就是随时有两艘可在2小时内 让意图破坏春晓的敌方水面舰艇 立刻进如2208导弹射程内 对于解决春晓海域内突发军事冲突有立即的反应和解决的能力

如果对方还要升高冲突 飞豹在SU-30MKK护卫下就会贴海平面出动 并给予对方最后通牒 但是春晓位置对于日本海军的确远了点

日本如果用F15去威胁甚至攻击中国水面舰艇 就算躲过水面舰艇的防空导弹 还需要考虑回程时会不会被SU27和SU30MKK截击 而断了归途

日本也就是看了中国海行的飞豹演习成功和夜袭训练 和一系列的计算机沙盘推算 最后只好由日本帝国石油暂时放弃东海钻油计划 原因是因为安全问题

这也证实日本自卫队在春晓海域没有优势 以后等到中国海军建造更多配备C-803的护卫舰 帝国石油大概可以去太平洋钻油试看看!!

切记日本只会欺负弱者屈服强者 对日本 中国最友善的态度 就应该 见面说好话 背后下毒手。

大众媒体是供“大众”阅读享用的，这 “大众”中绝大多数属于文化程度并不高，接受新事物能力也并不太强，思想和行为也并不前卫的普通百姓，如果媒体置这绝大多数人的水平与能力于不顾，只管自说自话，与痴人说梦又有何异？这样做法对于受众来说不仅谈不上阅读的享受，而只能是遭罪。传播要想有效，首先传播和接受双方要有共同的交流语言或者是共享的信息空间。否则，就会出现传播障碍，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这对于肩负传播信息和舆论引导责任的大众媒体来说，不仅起不到传递信息的作用，更无法发挥舆论引导力量。长此以往，不仅谈不上“贴近群众”，还会与群众产生隔阂，而为群众所疏远。

如今像这种在文章中夹杂着洋文，半白不白，半洋不洋的现象在媒体中还十分普遍，且有逐渐增多的势头，好像谁的文章里不夹两句洋腔谁就落伍一样，殊不知这种貌似有水平、有学问的做法，正是一种缺少传播学常识和读者观念的表现。

新奥尔良市会议中心无家可归没水、没粮，愤怒呼喊""We want help!""的人群。。。

随处可见的漂流在洪水中遇难的尸体。。。早已过世暂时安放在轮椅上的老奶奶。。。

。。。

如此的凄惨，这到底发生在何处？是非洲饥荒的穷国还是东南亚遭难的岛国？No, 你错了，这正发生在全球第一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如此的恐怖，难道是又一次Tsunami,又一次唐山大地震，老天爷一点儿信号也没有？No,你又错了，一年比一年剧烈的飓风早被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严密监控，早在上周，五级杀人Katrina飓风来到新奥尔良之前已经警告全体撤离。

如此的无助，FEMA、红十字会、国土安全局、强大美军，都到哪里去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领袖总统又在哪里？呵呵，如同911一样，就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影响我们总统先生的度假。这次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已经缩短一两天从得克萨斯州的豪宅中出来了，要再次如911一样大展身手，挽救因为日益增高汽油价格失去的民意？

可惜，这一次，远比911更严重、更棘手！没有恐怖分子这替罪羊去埋怨，没有足够时间去发表唬人演讲，没有一副humble的神情去表演，没有。。。什么""我完全了解，大家都希望事情在昨天就能做好”，什么“但是我要大家都知道，很多援助已经在路上了。""，什么。。。　陷入水深火热中的灾民关心的只有：快援助，少废话！

“抗洪就险，靠的就是咱解放军”，如今，这世界最强最棒最牛的美军呢？？？都在国外解放世界呢！国民警卫队2001年以来大部分兵力已被派到伊拉克或阿富汗等地去执行任务。救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大约有40％的队员已被部署到国外或者正整装待发，而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大部分国民警卫队队员已在伊拉克服役。

甭给俺说啥，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消灭威胁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甭给俺说啥，重兵伊拉克是推翻独裁政府传播美国自由民主？现在，你自己的人民遭难，就不管了？就次要了？如此高风亮节，让人‘佩服’。

BBC 报道，布什已经敦促国会通过一百零五亿的初步救灾援助。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新奥尔良早被列为国内3大危险之一，加固堤坝，修建分流水道，缓冲地带，无数的专家早有论证。Larry King节目中披露的2001年的防洪报告，其预见性，可行性，让人震惊！可是偏偏每年申请经费，就是批不下，去年3千6百万的预算刚刚被打回。反观伊拉克每天的耗资就得1亿5千万！？我，无话可说。。。

难道，正像911一样，对政客们来说，灾难救援远比灾难预防更能体现领袖魅力、领导才能？Give me a break!

有人说，都已经预报飓风袭击，为啥还有如此多黑人就是不走？我想反问一句，如果有能力，谁会愚蠢到见死不退、知难而上？那些留在灾区的难民基本都是穷人，他们没有车、没有钱，根本走不了！？又有人抨击新奥尔良民主党政府收留穷人、纵容懒人，blah,blah，我要问一句，穷人就不是人？黑人就不是人？懒人就不是人？他们就该死？该被遗弃？生命同等重要！在此人类大灾难面前，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居然一味强调政治党派区别，一味互相推卸责任，冷酷政客嘴脸让人实在不耻。

当电视演到救援人员想救走被洪水围困小屋中一位黑人老太太时，她说：“你们先去救救隔壁有小婴儿的一家，我可以坚持到明天早上。。。”，我落泪了！多么善良的人民啊！多么可敬的人性！可惜，我不得不告诉大娘，这‘杀人’的新奥尔良飓风，是天灾更是人祸！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2001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陈耀邦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国农民已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

1，　看一看：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

2，　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

3，　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一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

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的衣衫褴褛？

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

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

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

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

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

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

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时间上，从建国初

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人的鲜血 ——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

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

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后专文再述。）

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

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

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呀！

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

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

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

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到第几百条的时候。

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

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

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 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绥新，1000万……

难怪有人认为，施行公有制的中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是千载难逢、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贪污良机。公有制运作的通常办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劳动所得集中起来进行处置，人民却对此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那些公权人士（有时叫公仆）对公有财物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便利。他想捞的话，得手真是易于反掌。

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会有什么事。

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屋。

……

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狂地啃食？

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

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

比如说：

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他们中的18 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

在我们这个2400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

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

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尽早鼓起来的问题

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

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淡地活着。

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三亿人里，真正拥有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 17%！智慧的同胞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

（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

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度，人口仅1900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13亿人中国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

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二三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六、七十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五元，却张罗不来观众。

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作者收益会在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

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一亩三分地里。

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

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生，他也会比在

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

可是，一直以来，没有人尊重、（执法者也不愿保护）我们的农民作为人、作为公民所天生该有的“免于匮乏”的权利。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权利是“民享”里最根本的、是“天赋”的；在国际上，这一权利是联合国重要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着重强调予以保护的。另外，中国已加入该条约、我国的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应该说，公民可以视它为生效的国内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几亿的人民长期处在“免于匮乏”这一的权利的缺失状态里，所以他们也只能处在无边无际的匮乏状态之中，处在与穷困为伴的痛苦深渊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终结。

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请注意，国际上却不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

大家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精彩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产生这个着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厂，流动到城市，美国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力。

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

在推动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设置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大力倡导、大声疾呼过，可惜没有得到我们决策层的理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

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

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

第四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取舍的问题：

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

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

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2：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

让我们看看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及其他各项开支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上。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行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作者注)，而且没有学费减免。其次是新西兰。英国的学生平均一年支出为6763英镑，这个数字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而且扣除学费减免，这是由于当地学费减免少、生活指数高，而且大部分学生居住在全球生活指数最昂贵的伦敦。

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每人每年，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 中华教育服务网

3：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 经济参考报

4：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

在2005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中国被列为第二位。

5：中国“清廉指数” 排名全球第71位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简称TI）是全球着名非营利性反腐败组织。他们从1995年起开始发布一年一度的《全球腐败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每年都会调查世界各地商界及公众对当地贪污情况的观感，总结出“清廉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Index，简称CPI）。2004年中国内地得分为3.4分，排名全球第71位。

6：中国环境可持续指数144个国家地区中仅排名133位

2005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7：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向人大常委会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时公开披露，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公布的报告，在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排名中，中国有包括北京在内的七个，山西省的太原市名列第一，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当前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去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2100万吨，烟尘排放量1400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1300万吨，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实行环境统计的300个中国城市当中，70%处于或超过大气环境质量三级标准，目前中国已有七成城市不适合居住。

8：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2004年，我国共产煤16.6亿吨，占世界33.2%，但是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2005年08月12日CCTV《东方时空》

9：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

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卫生部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而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比这还要高。

在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中国精神卫生服务网

10：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行政审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

------------------------南方网

11：中国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的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1979年刑法分则中,有7个条文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之后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29个条款规定了40个死刑罪名,共计有36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

------------人民网《中国死刑必将走向废止》作者贾宇

12：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数量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人口负担是将长期困绕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沉重负担。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１５岁以上人口中，有１.８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１５.８８％。

------------------------搜狐网

注：以上资料均见于国内的正式网站